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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化浅说

    编辑:于明 来源: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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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岐山作为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文化积淀丰厚,人文历史悠久。以“德”、“和”为核心的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的继承和创新,经过汉唐宋明经学理学、文人学士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精神文化谱系,也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焕发出璀璨的光芒。我们今天研究周文化,发掘周文化的思想文化宝藏,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周文化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周文化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周太王迁岐到武王克殷前后100多年期间。那时,人类社会正处在奴隶社会后期,殷商王朝贵族十分腐化堕落,特别是武丁以后,腐化更甚、国势日衰,到纣王时达到顶峰。商纣王专横跋扈,施行暴政,残害忠良,失去人心,商朝的官吏和贵族过着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整天饮酒作乐,淫乱好色,打猎游玩,荒废耕地,万亩良田蒿草遍地,让麋鹿禽鸟生长;相反,把奴隶不当人看待,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随意打骂,榨取财物,罚做苦力或任意驱役、杀戮,甚至活葬;商统治者沉溺在酒里,日夜酗酒,洒池肉林,腥秽冲天,连天都发怒了,《微子篇》说,“小民方兴,相为乱仇”,奴隶和下层百姓起来造反,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商汤国力已汲汲可危,国势日衰。与此相反,居住在华夏土地西北部的周部族正在掘起,他们靠着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勤劳致富的精神创立了一个历史的辉煌。周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迁入岐山之前,一连九代居住于幽(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时间大约二百余年,到了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因不堪戊狄侵扰,遂率领部族南迁,经永寿、麟游翻山越岭,西南而渡漆水,迁至岐山之阳的周原沃野。这里南有秦岭作为屏障,比枕千山余脉,群峰逶迤,山峦叠嶂,中部为广茅平坦的渭水平原,姜水、渭水、雍水、横水横穿腹地。这里川原相济,宽阔平坦,山水兼得,土地肥沃,春生夏长,草木丰茂,气候湿润,很适合农业生产和栖息居住,擅长农耕的周人,认为找到了最好的宝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诗经》,灿烂的岐周文化就在这块自然条件优越、社会风气良好的王道乐土上逐渐萌生。《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富饶美丽的岐山给周人带来的不仅是丰衣足食的物质文明、还有乐善好施、和谐礼让的精神文明。幽地(今咸阳武功)和其他地方的人,听说古公是个仁人,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归附,人口比居幽时增加一倍多。古公让归附来的人自己开荒种田,划分田地,采取“助耕制”,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个带有封建性质新的生产关系的逐步推广,顺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历精图制,艰苦创业,国富民殷,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鲁颂·  宫篇》也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王,缵(继)大文之绪(事业)”。

      相传周武王灭商后,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一个凤鸣岐山的故事。《竹书纪年》曰:“周文王之年有凤集于岐山”;《国语》云,“周之兴也,凤凰鸣于岐山”,故《太平寰宇记》按,因“名此山为凤凰堆”,《诗经·大雅·卷阿》记述“周成王出游,召康公从,并陈《卷阿》诗篇,其中就有“凤凰于飞,岁羽 岁羽 其羽”凤凰鸣矣,于彼高岗”。今周公庙北边的凤凰山就是来源于凤鸣岗,又称凤鸣堆,是一座高大突起的山岗,凤凰堆旁,有一个凤凰巢,人称“丹穴凤迹”,宋代在其周围建有凤山楼。

      凤鸟兴周与周王兴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统一,山青泉胜,林茂粮丰,自然凤鸟集群而来,这里天时;朊朊周原,堇荼如饴,这是地利;最重要的人和就是周室有一个敬天保民,重农尊贤的优良传统美德,凤鸣岐山的传说给周文化的千古流传赋予了传奇的浪漫色彩。

      二、博大精深的周文化文化从广义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从狭义讲,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文化是指周初的圣贤“三王”(周太王、周文王、周武王)、“三公”(周公、姜太公、召公)和劳动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继承夏、商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所创造的文化,是与自己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礼乐。周公摄政后,除广泛实行分纣制和制定一整套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外,极力推行制礼作乐,为巩固分封制和西周统治阶级已取得的权利和地位,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这种具有等级性的各项制度的总和即称为“礼”,“礼”与“仪”、“礼”与“乐”往往连用,所以称“礼仪”、“礼乐”(《左传》僖公二十七):“礼乐,德则也”。这里的“则”就是法则、制度,也就是说在一切生活中的行动必须按规定的礼节与仪式去作,不能超越“礼”的规定的范围。它表现在婚丧、祭祀、朝聘、盟会等一系列活动上,都要按规定的礼仪办事。等级不同的阶层所享受的“礼乐”待遇是不同的,其实质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周公所制定的周礼则包含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多种内涵。

      所谓“乐”就是音乐,制礼时,配以相应的音乐。《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声,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的名目繁多,号称“经礼三百,典礼三千”(《礼记·礼器》),说明当时的礼乐已相当普遍。

      尽管“礼乐”是当时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从客观分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起到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也促进有关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西周的礼乐制度,为今后中国封建礼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千年不变的模式。

      (2)仁政治国商纣王专行暴政,失去人心,众叛亲离,只好登楼自焚。周代贤明君主从商汤灭亡教训深刻意识到实行暴政的严重后果。因此,从建国初期就采取仁政治国的政治策略:一是礼贤下士,仁慈爱人,长久争取人心。周文王曾经多次登门拜访姜太公,商讨兴周的策略。正因为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目中不暇食以待士,”所以“士以比多归之,”连许多在殷王朝做大官的大人物都纷纷叛纣归周。二是行善修德。文王自商纣姜里回到岐周,“乃与太公阴谋(秘密谋划)行善修德,以倾商政”(《通鉴外记》卷二下),不难看出,行善修德既是争取民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更是推翻商汤,夺取政权的斗争需要。“得人心者得天下”、“仁者无敌于天下”,岐周的政治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三是见善即行,立马就办。他曾“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土,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曰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刘向《说苑·政理》)。孟子也曾热情介绍周文王的仁政善举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仁者世禄,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拏(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是仁政的本质体现。

      由于周文王行善积德,善于团结内部力量,提倡“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社会道德,周文王领导的周朝国势日盛,许多小国,以周为师,臣服于周,先后投诚89国。

      (3)敬天保民周革殷命,颠倒乾坤,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信仰,那就是对“天”的精神信仰,这一精神信仰,赋予周人统一的文化意识,为周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为周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动力。周人的“天”包含两层含意:一是至大无外,至高无上的自然之天;二是玄妙不测,主宰一切的神明之天,周人的“天”是自然和神明共同构成最高范畴的精神信仰,这同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尊命文化,以及商汤的只迷信神灵的尊神文化,相比,就更加进步了,到西周后期,甚至公开怀疑天神了。看到了人的能动作用。《君爽》云:“无不可信”。《诗大雅》云:“无命无常”,说明,周人比殷人要先进得多。

      周人“天”的精神信仰起源于《周易》,周易中的“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周人以乾为卦首,表现了周人对“天”的精神崇拜,改变了远古时代的拜物教信仰,使得周人的精神信仰超越了狭隘的物神范围的限制,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天”的精神信仰,使周人具有了统一的救世主义文化意识,并赋予周人以强烈的使命感,《论语》中讲:“六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精神信仰赋予周人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为周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保民中的“民”相当于现在的“公民”,在当时既包括奴隶,又包括贵族,也就是“自然人”的群体。在周之前,奴隶没有完全的人格,把奴隶和物品一样看待,既可转送,买卖,也可随意杀戮、陪葬。周以后提出保“民”,把奴隶当人看,禁止陪葬和随意杀戮,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认识到,“民”为主体,“神”是附属,是对“人”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极大飞跃。周公根据文王“怀保小民,惠鲜孤寡”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安民、息民、康民、保民、裕民”,“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宇宙观,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源头所在。

      (4)明德慎罚。“明德”就是指以高尚的德行、品质、教育人、感化人;“慎罚”就是用刑适当,对于用战争和刑罚必须慎重,量刑不可过分。要求治理国家必须明德慎罚,从“德”为先。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春秋后期的孔子非常赞同周人的明德慎罚说,承乐不兴,则形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以无所措手足。“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就是周人明德慎刑的具体体现。

      “明德慎行”是按道德规范而行,三思而行。历代思想家和从政者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周代的圣贤周太王、周文王、周公、召公都是明德慎行的典范,《帝王世纪》中指出:“古公亶父以修德为百姓所附”,是说古公的德行好,引来四海的百姓归附投奔而来。他们认为“正人”先要“正己”,以“身教”辅以“言教”,甚至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们还认为,“明德”与否,是一个政权兴衰的关键。周公认为,“以德配天地”,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无德就是丧失天命。他在《诗经·皇灵》中指出:天上的上帝四处寻找有德之人,终于找到了周文王,文丁失德,纣王无道,上帝(天意)已经不愿看到他们继续拥有天地,周文王父子有大德才保佑他们“翦商而拥有周天下”,他们得了这样的天命才建立了西周政权。岐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观点,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以“德”为先的价值观念,赋予周人讲“诚信”,讲“仁义”的伟大道德传统。

      (5)依法治国。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和法律条文。周成王时,召公任太保兼司寇,除监护成王外,主管教化和司法,《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之治西方,其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在甘棠树下听讼断案),自候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诗。”这段话说明召公是勤政爱民、施行德政,以法治国的典范,受到人们的称赞。1975年2月在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河村出土的周代青铜器       中刻有铭文157字,就是一篇非常珍贵的周代法律判决书,详细的记载了西周时期的法律体系,刑罚规范和诉讼、审理程序等。说明当时法制已经比较健全。

      (6)忠孝仁爱。忠孝,是周代维护、巩固封建宗法制度的一种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孝的观念对周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观念,特别重视对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诗经·大雅·下武》是歌颂武王尽孝的诗篇,《同书·即醉》是赞美贵族世世代代尽孝的书,《同书·蓼莪》则是纯歌颂孝子的代表作。教育人民要孝顺其父母,祖先,不要作“不孝不友”的事。《尚书·洒浩》中说:“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不要作“父不慈,子不祀,兄不友,弟不恭的事”(《左传》僖三十三年),要作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诗·大雅·下武》)。周文王提出的“笃仁、敬老、慈少”,则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了“孝”的含义,其核心是“仁爱和平”,也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周文化首次提出忠孝、仁爱、和平思想,教民向善,期盼和谐,这对我们今天提倡敬老爱幼,倡导社会和谐是一脉相承的。

      (7)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周文化确立的一个重要社会行动观念就是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周代的史学家史伯认为,周人的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周也。”这就是说,周人在婚姻上奉行周姓不婚的制度,必须聘娶异姓女子为妻,在经济上反对闭关自守,实行与诸民族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在政治上反对一人独断专行,实行广纳贤才,广开言路的方针,创造了一套使差异、矛盾、对立达到和谐的礼乐制度。即“取和去同”的社会行动准则。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我们继承周文化,就是要传承最优秀的部分,包含周人倡导的和谐文化,引导岐山人和睦相处,善于化解各种矛盾,文明谦和,集中精力建设美丽的新岐山。

      (8)文王演《周易》。《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占巫书,它的直接作用是用于算卦、预测吉凶,全书充满着神秘色彩,用以卦画体现的符号系统和以卦辞、爻辞组成的文字系统表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展示了古代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唯物主义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唯物的、辩证的光辉古老哲学,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哲学基础的主流。《周易》的思想光华,体现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社会理想、人生哲理多方面。它通过“一”、“一、一”这两种符号组成“乾”、“坤”两卦,由“乾”、“坤”两卦产生其它六十二卦,以此象征天地产生万物,又通过阴“一、一”阳“一”两爻的错综变化,模拟天地万物变化运动的法则。据詹生杰先生考证,《周易》中八封图创立的二进制比十三世纪德国数学泰斗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提前将近三千年,令这位数学权威十分诚服。《周易》的革命性思想在于,它将相传伏羲时代以“艮”卦为首的《连山易》,以及相传是黄帝时代以“坤”卦为首的《归藏易》,转变成了以“乾”卦为首的《周易》。“艮”代表山,“坤”代表地,“乾”代表天,周人以“乾”卦为首,表现了周人对“天”的精神崇拜。这一“颠倒乾坤”的转变意义重大,它可以和西方16世纪哥白尼将“地心说”转变为“日心说”相媲美。

      (9)周代甲骨文。周甲骨文是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在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出土的周原甲骨文其意义十分重大。其中有字的293片,其内容主要记载上起先周王季下至西周康昭时期重要战事和祭、告、田猎等之事,为研究商末周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商周关于提供了如同原始档案般的珍贵资料,不可多得。周代甲骨文的大批发现,不亚于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10)青铜文化。钟鼎彝器甲天下,金甲陶文冠古今。据有关史料记载,岐地自汉以来,常有青铜器出土,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故有“青铜器之乡”称誉。据已故庞怀靖老先生考证,先后共出土青铜器202件,其中,周原地区达189件,其中大多都有铭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是周代珍贵原始档案,是研究周代历史不可多得历史资料,比较有名的有毛公鼎、大孟鼎、虢季子白盘、矣人盘被金石家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毛公鼎铭文最多,全文32行499字,记载周王对毛公的策命辞,开首周王追述其先祖文王、武王创业的功绩,接着讲当时王朝遇到的祸乱,随之即委命毛公管理王朝的军政大事,并加以告诫,最后详记周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据詹生杰先生及许多考古学者考证,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始祖就是毛公之后。

      (11)周文化遗址。自太王迁岐到周幽王失国达400年期间,岐山一直是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全县各个地区周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先周和西周遗址、墓葬星罗棋布于全县的山川、平原、河谷沿岸。经过文物工作者普查,已考察探明的大小遗址有68处,比较重要有以下10处:一是京当乡凤雏村西周廓院式宫室建筑基址;二是京当乡贺家村面积达94.5万平方米的周代国都周城遗址;三是周成王曾经率文武百官宴歌游乐的千古名胜周公庙;四是拥有214座周代帝王诸侯陵墓葬群的凤凰山遗址;五是周代召公在甘棠树下办案处理公务的刘家源召公祠;六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奔吴让天下的北郭叩村太伯庙;七是出土中国第一块周代空心砖的蒲村赵家台遗址;六是发现西周铸铜作坊的故郡乡独山遗址;九是祀奉周太王的后周公庙;十是天柱山下赡岭坡前的姜子牙封神台。

      (12)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原本叫《诗》,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从汉朝起,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它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指黄河流域,其中,关中西周时期的篇章很多,涉及到岐山人和事的诗篇有17 篇之多。这些诗篇反映了周人扬新革古,励精图治的奋斗轨迹,充满着岐山的山川物产、民俗民风特有的韵味。除过前面的提到的“周原朊朊、堇荼如饴”;还有描述周公庙的“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有歌颂召伯的《甘棠》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芨!”等等。这些诗篇用现实主义写实的手法重现了三千多年前周人生活的事迹,是周文化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

      总之,周文化是中华甚至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远古文化,是夏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周初的圣贤们和劳动人民劳动实践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始祖文化。周文化是一种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礼、孝、和”为伦理观念,以“民”为立国之本,以“法”为治国之根,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古代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保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

      三、周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武王克商以前的周文化称先周文化,在武王克商以后的周人,在继承先周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商和其他民族文化,形成我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周文化,这种文化全面反映在西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中。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源头,影响周以后近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周文化的创始人之一周公是周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是我国儒家文化的鼻祖,人称大成元圣,孔子称大成至圣,孟子称大成亚圣。以忠君、仁爱、中庸,克己复礼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掀起一个研究《论语》的热潮,但却很少有人问及或研究他的始祖周公的思想,这岂非怪事?

      周文化的历史作用不可估量,它是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源头和基石。它对中国社会以及当代社会、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和仍然在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周朝是一个极具发展和思想繁荣的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最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周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后世的儒学、道学、佛教等都传承于周文化或者说是周文化的分支。没有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就没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后世的诗词格律又都是对周朝《诗经》等四言诗的继承和发展,周朝形成的公卿制度、礼乐制度等一系列典章制度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大都得以保留和推陈出新。

      岐山是周文化的摇篮和故乡,人称周公故里,周礼之邦,古老的周文化在岐山地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周文化积淀而成的礼仪道德,民俗民风和民间文化艺术,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岐山人。在历史悠久的周文化孕育和熏陶下,岐山人的衣、食、住、行无不打上周文化的印记,散发着古老的农耕文明的气息,传承着耕读传家,崇尚周礼,礼仪文明,邻里和睦,中庸仁爱,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优秀美德。周文化对岐山以及岐山人的影响作用无法估量,是一座取之不尽,开发不完的古代文化宝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礼乐文明造就了周礼之邦。周人制礼作乐,隆礼重仪的文明之凤世代相传,周文王倡导的“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良好风俗流传至今,屡见不鲜,岐山人遇到婚、丧、嫁、娶、老人过寿、孩子过满月等大事非常讲究礼仪,要选择良辰吉日,凡事讲究礼数,流传了一套约定成俗的民俗风气。据考证,岐山曲子、岐山战鼓都来源于周代的礼乐文化。2002年,我县被命名为文化大县就得益于周文化的传承和熏陶。

      二是德、孝、仁、爱、和等伦理道德传承至今。养成了岐山人敦厚老实、待人诚恳、尊老爱幼、讲究礼仪、宽人严己、与人为善、诚信善良的良好美德。

      三是周文化遗风吹遍岐山大地,岐山是西周王朝发祥之地,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和历史故事。自古流传至今的“文王访贤”、“梦见周公”、“凤鸣岐山”、“丹穴凤迹”“龙腾中原”、“吐哺据发”、“甘棠遗爱”、“姜太公垂钓”、“文王回西岐”、“姜子牙封神”等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四是岐山饮食文化无不标有周文化的印记,岐山自古就流传着“文王挥剑斩蛟龙,与民同庆特三军”、“闻香下马臊子面,文王遗风世代传”的美丽传说,把岐山臊子面赋予神化色彩。闻名于世的岐山臊子面充满着团结和气的文化现象,岐山人每缝节日或重大活动,全家人甚至全族人都要吃臊子面,以示和谐、圆满。在吃臊子面时还讲究用第一碗拨汤奠祀、敬天、敬地、敬神、敬祖先。吃面的程序是先长后幼,先男后女,体现了周人的天人合一,尊敬长者的仁德孝道思想。此外,岐山挂面、岐山面食文化无不体现周人崇尚礼仪的传统。特别是用岐山挂面送礼是岐山人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礼品。这个风俗来源于周朝时期,贵族举行礼仪用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称“圭”,这同古时候的“挂”字比较相似,古代“圭”按周易来说代表吉祥、和谐、心地坦荡的意思,因此,送挂面表示送去吉祥,送去祝福。 (李明录 原任岐山县委党校副校长、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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